如今，無論是開車還是旅行，參照地圖規劃的路線行走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
打開手機、接上網絡，隨時能檢索到地圖。
隨著科技的進步，地圖的概念是不斷發展變化的。
傳統地圖的載體多為紙張，隨著科技的發展出現了電子地圖等多種載體。
可是在古代，沒有飛機、遙感數據與人造衛星，繪制地圖就絕非易事了。
在古書中，記載了不少關于古人繪制地圖的方法。
中國關于地圖的記載和傳說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
《左傳》上就記載有夏代的《九鼎圖》，
古經《周易》有“河圖”的記載，
還有“洛書圖”，表明中國圖書之起源，
傳世文獻《周禮》中有17處關于圖的記載，
圖又與周官中14種官職相關聯，如“天官冢宰·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
“地官司徒·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撫邦國。”
測量是繪制任何地圖首要的一步，
史書中就有古人為了繪制地圖進行實地測繪的記錄，
據《春秋緯》記載，五帝之一的炎帝，為了度量大地而遠涉幾十萬里。
還有夏禹治水時期，“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
其中的準繩和規矩就是當時所用的測量工具。
《山海經》也記載，夏禹派大章和豎亥兩位徒弟步量世界大小。
這說明，在遠古時代，我們的祖先就已經開展過規模較大的測繪工作，
以此描繪九州的山川、草木、道路以及禽獸的分布情況，
因此，后人常常把地圖命名為《禹跡圖》，意思就是大禹的足跡。
到了晉朝，由于舊圖繪制粗略，加之地名改變，
曾任宰相的裴秀編制了我國早的地圖集——《禹貢地域圖》，
其中采用了“制圖六體”之法。
這本書中提出了地圖制圖的六條原則：
一為“分率”，用以反映面積、長寬的比例，也就是今天的比例尺；
二為“準望”，就是方向的意思，用以確定地貌、地物彼此間的相互方位關系；
三為“道里”，用以確定兩地之間道路的距離；
四為“高下”，即相對高程；
五為“方邪”，即地面坡度的起伏；
六為“迂直”，即實地高低起伏與圖上距離的換算。
這六條原則的綜合運用正確地解決了地圖比例尺、方位及距離的問題。
從那時開始，以這本書為代表的“制圖六體”成為我國明代以前地圖制圖學理論的基礎，
在我國和世界地圖制圖學史上都有著重要的地位。
除了“制圖六體”之外，
古人的“計里畫方”是按比例尺繪制地圖的一種方法。
繪圖時，先在圖上布滿方格，方格中邊長代表實地里數，
相當于現代地形圖上的方里網格，
然后按方格繪制地圖內容，以保證一定的準確性。
唐人賈耽編制了《海內華夷圖》，北宋沈括編制了《天下州縣圖》，
元朝朱思本繪制的全國地圖《輿地圖》，都采用“計里畫方”的方法，精確性超過前人。
中國人對地圖測繪的貢獻還反映在《元朝名臣事略》這本書中，
元代著名數學家郭守敬“又嘗以海平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
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
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
其言倍而有微，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得也”。
這是我國史書上第一次記載利用海平面作為基準來建立統一的高程系統，創立了“海拔”這一科學概念。
這對于測量事業的發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是我國在地圖測繪方面大面積測量發展到一定水平所孕育出的杰出科學成果。
1954年6月，中國考古工作者在江蘇丹徒縣煙墩山出土的西周初青銅器“宜侯矢簋”底內刻鑄的120字銘文有兩處談到地圖，
即“武王、成王伐商圖”和“東國圖”。
該文記載周康王根據這兩幅地圖到了宜地，舉行納土封侯的冊命儀式。
曰：“唯四月辰在丁未，王者武王遂省、成王伐商圖，遂省東或（國）圖。王立（位）于宜，內（納）土，南鄉（向）。
王令虞侯曰：‘繇，侯于宜。’”
據考證，該圖成于公元前1027年或稍晚。
這些記載足以說明，中國西周時期已有土地圖、軍事圖、政區圖等多種地圖，
并在戰爭、行管、交通、稅賦、工程等多方面得到應用。
這些地圖顯然已經脫離了原始地圖的階段，具有了確切的科學概念。
只可惜中國至今還沒有見到過這些地圖實物，有待地下考古的發現。
